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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恩来如何对待楼堂馆所建设
来源:党史纵览

        新中国成立初期,百废待兴,但国家财力有限。身为“总管家”的周恩来一心替国家和人民利益着想,对非生产性建设项目,尤其是对楼堂馆所控制较严。在国家困难时期,更不允许在这个问题上开口子。他一旦知道了哪里没听招呼,就会毫不客气地严厉批评。
  对于世界各国的来访者来说,外交部是中国政府的门面。基于此,许多人建议外交部一定要修得富丽堂皇一些才行。但是,周恩来却把握一个基本原则,绝不允许铺张浪费。1950年11月1日,周恩来给时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的王炳南写了一封信,信中这样写道:外交部修建太费,必须节俭。东楼应停止装饰。西楼不得加修,只修补缮其破漏者。一切家具,不许购买。
  1956年,一些部委领导曾提议修建一座气派的政府办公大楼,并且已经选好了地方,作了规划,还制作了模型送给周恩来看。他们的理由是:“像我们这样的大国,国务院应该有一处像样的办公地点。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我们这样没有政府大厦。我们也应该建一个自己的政府大厦。”
  对此,周恩来一直没有答应,他严肃地说:“你们一定要按毛主席勤俭建国的指示办……修大厦干吗?那不是当务之急,利用中南海旧有的房屋,不是一样可以开会办公嘛,我这里不是很好嘛,不是照样办公嘛……在我任总理期间决不修政府大厦。”
  后来,周恩来把话说得更掷地千钧:“我在任总理期间,决不修建政府大厦。你们不要再鼓动我了。”“你们要把大兴土木的念头取消,国务院不能带这个头!”
  以后,周总理在国务院会议上,一有机会便要以此为例,告诫大家要经常警惕和反对“贪大”、“铺张”,讲求“排场”。他要求国务院要带头艰苦奋斗,勤俭建国,树立共产党人的作风。他说,我们的领导干部只能做四化建设的创业人,而不能做社会主义的败家子。
  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,一些省份的省会都为中央会议准备了一套豪华的宾馆。对于这一套,周恩来历来反对。大约20世纪60年代初,天津市建成一个专门给中央领导来开会或视察时住的高级宾馆。正逢周恩来到天津检查工作。天津市的一位主要领导人就想着请周恩来住进那个高级宾馆,这样一来,这幢高级宾馆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合法化了。
  那天到达天津后,周恩来坐进了天津市来接的小车,小车就向那个宾馆开去。周恩来对天津很熟悉。在车上,他发现车开的路线不对头,不是向着他平时的老住处方向开去,忙问:“司机同志,这是上哪儿去啊?”
  陪同的市领导说:“有一个新地方,想让总理去那里下榻。”
  “不行!别去!我不去!”周恩来马上感觉出这里一定有什么问题。他生气地说:“快,把车给我开到老地方去!”司机只好遵命了。
  后来,那位天津领导人知道周恩来没去住,就又来找周恩来的秘书,想通过他们去做周恩来的工作,至少动员周恩来去那里看一看。周恩来一口拒绝,并对那位市领导进行了严厉的批评。
  1962年6月,周恩来陪外宾去东北参观访问。事毕,顺道来到鞍山市巡视工作。当时那里也刚建好一座新宾馆,负责接待的同志准备请周恩来住到那里去。但周恩来来到宾馆一看,坚决不住,执意要换一个普通的房间。他认真地说:“宾馆为何盖得这样好?要知道,现在全国还有很多地方比较困难哩。我不能住在这里。”
  在去参观的半路上,周恩来无意中发现市内新建了一座大礼堂,虽仅有千把个座位,可在很多地方仿造了人民大会堂廊柱式建筑的样子,大门前也有几根大圆柱。周恩来看见后,觉得很不妥当,说:“什么,你们把人民大会堂搬到这里来了?”并马上指示:“这个礼堂不准用。”
  接着,周恩来视察了鞍山钢铁公司的冷轧厂。该厂为1958年开始兴建的苏联援建工程,但到1962年由于苏方撤走专家并撕毁了合同,合同规定的苏联设备还有一大批未进来,成了半拉子工程撂在那儿。周恩来看到停工待料的一米二轧机时,深有感触地说:“要是把盖宾馆的钱,花在这上面,该有多好哇!”
  后来,为宾馆和礼堂的事,鞍山市的领导好一通深刻检讨,才算过了关。(孟红 许兴达)

责任编辑:宣教室   发布时间:2014-04-10